说起古人读书，便不由得想起许多家喻户晓的故事，如匡衡“凿壁借光”、“孙康映雪”、“车胤囊萤”，还有苏秦“锥刺骨”、孙敬“头悬梁”等等。这些故事都生动地反映了古人以顽强的毅力战胜困难股民股票配资论坛，刻苦学习的精神，对今人也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其实，古人读书，目的并不相同，就相当多的人而言，具有强烈的功利性色彩。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古代士人最理想的人生追求，欲实现这一理想，必须走读书入仕之路，即“学而优则仕”。正如一首古诗所说：“少年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历代统治者采取各种措施吸引士人参政。
如汉武帝时，设太学，实行读经入仕，将读书与仕途结合起来，故汉代便流传“遗子黄金百籝，不如教子一经。”（《汉书•夏侯胜传》）隋唐以后实行科举制，无论何等出身，均可经过考试授官。科举制扩大了官吏来源的渠道，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读书热情，尤其那些家境贫寒者，更是夜以继日地刻苦攻读，争取入仕，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以实现人生价值。
古人对读书可以改变命运，并带来丰厚的利益直言不讳。据传宋真宗赵恒曾写过一首《劝读诗》，形象地描述了读书的功利性：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于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元人孔齐在《至正直记》中也讲到了读书的功利作用：
谚云：“日进千文，不如一艺防身”。盖言习艺之人可终身得托也。艺之大者，莫如读书而成才广识，达则敬君泽民，流芳百世；穷则隐学受徒，亦能流芳百世。其次农桑最好，无荣无辱，惟尚勤力耳。其次工，次商，皆可托以养身。为子孙计，舍此之外，惟务假势力以取富，虽日进千文之钱，亦不免于衰败零落者，此理之必然也。故曰：“读书万倍利”，此之谓也。
在强烈的功利目的驱动下，古代许多士人克服各种困难，坚持苦读。西汉人倪宽入太学读书，因家贫，资用有困难，便为同学烧饭以自给。还替别人干农活，“带经而锄，休息则读诵。”（《汉书•倪宽传》）后被汉武帝启用，任御史大夫。匡衡好学，家贫，为读书，他不仅“凿壁借光”，还“庸作以供资用”。（《汉书•匡衡传》）汉元帝时为博士，后任丞相。
为实现人生理想，古代许多读书人都经历了艰苦的磨难。《后汉书•承宫传》记载：承宫自幼父母早丧，八岁时替人放猪，当赶着猪群路过学塾时，便放弃猪偷偷地听课。主人得知后非常生气，用鞭子抽他。学塾的老师徐子盛出来讲情，才使承宫解脱。承宫向老师提出给学塾拾柴，劳动之余和学生一起听课，老师答应了。从此，承宫“执苦数年，勤学不倦”，后来成为远近闻名的学者，汉明帝时征为博士。
南朝人顾欢因家贫无法入学读书，便站在学舍的墙壁后听讲。他立志成才，白天劳动，夜晚燃糠照明诵读，坚持不懈，终于成为知名学者。（《南齐书•顾欢传》）江泌家中贫穷，白天干活，夜里读书。为省钱，遇到有月亮的日子，便“随月光握卷升屋”，（《南齐书•江泌传》）爬到屋顶，在月光下读书。
古人读书除了克服客观条件的困难，还要不断战胜自我，甚至忍受皮肉之苦，以磨炼意志。明朝人张溥强闻博记，每读一部书都抄写一遍，再诵读一遍，然后烧掉；接着再读再抄再烧，如此反复七次，书便背熟了。张溥日夜抄书，手指磨出了茧子，冬天手冻裂了，鲜血直流，就在热水里泡一会儿，继续抄写。他有这样的学习经历，便称自己的书房为“七录斋”，其作品取名《文录斋集》。（《明史•张溥传》）
古代书籍数量少，贫寒之家很少有书，爱读书之人便不辞劳苦，四处借书读。东汉著名思想家王充游学洛阳时，因家贫买不起书，便到书肆去读。他读书认真，看一遍就能背诵，“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汉书•王充传》）东汉史学家荀悦也因“家贫无书，每之人间，所见篇牍，一览多能诵记。”
西晋人皇甫谧酷爱读书，常常废寝忘食，人称“书淫”。他曾向晋武帝借书看，晋武帝派人给他送来一车。（《晋书•皇甫谧传》）清朝人阎正衡酷爱读书，但家乡偏僻贫穷，找不到书看。一次，他偶从友人处借到《文选》，如获至宝，昼夜研读，几个月后就全部背熟了。他得知一同乡家中有《史记》，便去借阅，同乡不肯，他提出在同乡家中阅读，还不同意。
后来，阎正衡发现同乡家缺少柴草，便提出每天背去一捆柴，换读一天《史记》，同乡才答应。从此阎正衡每天早上打一捆柴，并带着笔墨到同乡家去，边读边抄，几个月后将《史记》全部抄完了。（《清朝野史大观》卷10）
古代许多人在青少年时代都有刻苦读书的经历，这为他们后来成才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汉代大儒董仲舒读书曾“十年不窥园”。唐代著名诗人元稹在《诲侄等书》中回忆说，自己15岁以后，潜心读书，几乎到了不看外面花园和井台的程度，这样过了十年，才获得了一个能文的名声。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博学多才，终生手不释卷。
韩愈三岁丧父，由兄嫂抚养，七岁开始读书，非常刻苦，实在困倦了，就把书当枕头睡一会儿，吃饭没有菜，就边看书边下饭。他每天背诵几百字到几千字的文章，除了精通五经外，对各家杂著，只要能借到的，都广泛阅读。韩愈从政后，仍保持着爱读书的习惯。“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他一生笃志好学，并以此勉励后生晚辈，他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进学解》）是劝学名言。北宋政治家范仲淹，幼年丧父，家境贫困，后来到南郡求学，生活十分艰苦，他在这里苦读了五年，没有脱衣服睡过一个安稳觉，夜晚读书疲劳时就用凉水洗脸，每天靠稀粥充饥，后来终于成为一代名臣。
古人读书，除了功利性的目的外，还有闲适性读书。闲适性读书全凭兴趣引路，所注重的不是读书的目的，而是读书的过程。士人在生活中，功利性读书和闲适性读书往往兼而有之。青年时期以功利性读书为主，为的是立足于社会，施展抱负；成年以后，或功成名就，仕宦顺利，或功名无望，隐退乡间，于是，读书便成为一种陶冶情操，增加知识、丰富精神生活的重要手段。
古代许多士人不仅青少年时刻苦好学，至老年依然手不释卷。三国人向朗，“潜心典籍，孜孜不倦，年逾八十，犹手自校书，刊定谬误，积聚篇卷，于时最多。”（《三国志•蜀书•向朗传》）
南齐人沈驎士，幼时家贫，酷爱读书，常常边干活边读书。他学识渊博，但不愿出仕，生活的最大乐趣就是安静地读书。80多岁时，不幸家中失火，他精心保存的数千卷书被烧光。沈驎士非常伤心，决心自己抄书，弥补损失。经过几年不懈的努力，居然抄了几千卷，“卷满数十箧”。（《南史•沈驎士传》）
梁朝著名学者王筠，自幼聪明，16岁时便写出优美幼人的《芍药赋》，受到著名文学家沈约的赞赏。王筠酷爱读书，他说：“余少好书，老而弥笃，……幼年读《五经》，皆七八十遍。爱《左氏春秋》，吟讽常为口实，广略去取，凡三过五抄。余经及《周官》、《仪礼》、《国语》、《尔雅》、《山海经》、《本草》并再抄。子史诸集皆一遍。未尝倩人假手，并躬自抄录，大小百余卷。”王筠还说，他这样做并非为传扬出去，是因为自己喜欢书，“盖以备遗忘而已”。（《梁书•王筠传》）
明清之际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生活中手不释卷，暮年出门旅行，也不忘用骡马驮书伴行。行至边塞关隘就招呼守关老兵到路边酒店，对坐痛饮股民股票配资论坛，咨询当地风土，考察地理形势。顾炎武骑在马上，还全神贯注地背书，由于思想专一，途遇老友打招呼，他竟忘记姓名，甚至信马由缰，跌进崖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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